我很喜歡Camus於1957年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中的這段：
「或許每個世代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
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近60年過去，我們依然期許著改造世界，也依然在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在我先前的一篇網誌〈倦怠社會的知識份子〉中有提及關於「倦怠社會」、「功績社會」的說法。
現在，功績主體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實際上還是處在「功績的禁令」中，
把自己變成「神聖之人」[1]，而這樣的「神聖之人」，因為生命力活躍所以「死不了」；同時也因為毫無生氣而無法好好「活著」。
實際上的憂鬱症也好，或者說整個憂鬱的社會，其實可說是在這種梗塞現象中。
這篇文可以說是我承接2015年的反省，去再度思考如何做一個對權勢說實話的反抗者，而也恆常保持自我反思與更多元開闊地感受世間。
我將試圖從社會結構與狀況漸漸聚焦在政事狀況與現在的結構上，在選前幾天重新去思考投票的意義以及該如何選擇。
OUTLINE
一、社會權力結構
（一）話語背後的語境
（二）can背後的should
（三）複製
二、缺乏公共辯論與討論
（一）資訊爆炸但不一定正確
（二）議題的高門檻：專業與業餘的爭論
（三）互動關係
（四）序列性動態賽局
（五）無處不在闇於自見的愚昧主義
（六）互動方式與定位：社群與媒體
三、風險掌握
（一）堤防效應與專業缺憾
（二）策一個巨大的展：剪裁與凝聚
四、梗塞現象中的內省
（一）手段與目的
（二）先對自己說實話
一、社會權力結構
（一）話語背後的語境
我是一個不善言說的人所以我喜歡用寫的，用書寫的能夠讓我整理腦中那堆閃過去的思緒。不過我覺得比起文章，話語有更高程度能夠反映一個人的價值觀。面對許多事情我們常常已經認為是「理所當然」，因此說出口並不覺得有什麼，然而仔細想來，卻能發現這些話語背後隱藏的社會問題或是價值體系。
我們通常很少去詢問我們熟知的一切「為什麼」。
為什麼女生廁所的標示常是紅色穿裙的標示？為什麼廁所分成男廁與女廁？為什麼公車候車座椅要「長出」隔間式的扶手？
或許這都能指向一種共通性，也就是說這些問題的解答常常是「大部分的人是這樣的」，在公共建設中時常能找到這樣的脈絡，而有意或無意地形成一種社會排除。
無論有意與否我們卻鮮少面對這個後面的一切可能性，只是「習慣」它們。
這其實是很危險的，它令人做出自己厭惡的事情而不自知。
總是會有一群反對法西斯的人，也一樣高捧種族、國族主義，限制特定族裔的權利，並且將「非我族」去人性化。想想，真是非常的法西斯呢。
在一個行為的背後，其實前面已有態度與認知、信念的支持，如果只看到一個行為，而忽略原因，其實是很難省思的。
（二）CAN背後的SHOULD
在現在的社會架構中，隱藏著許多的語境能夠證實我們所謂的正向、積極、鼓勵性、功績社會的「能夠」，其實背後具有規訓的性質，它隱藏著一個「應該」的前提，而改用「能夠」去提昇「產能」。
「你的一票能夠改變國會」這句話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還算明顯的前提跟訴求：「你應該要去投票」，但是在這邊卻沒有再額外地去探討選舉本身作為一個工具，是否除了改變政治版圖幫這些人「背書」，而有其他更積極、實際的作為？又或者說，我們改變了政治版圖，扭轉了現在的不好之後，又怎麼避免相類的事情再度發生？或者我們只是複製一樣的模式？
為什麼很多人投票後就不再那麼關心政治？因為他們忽略了這個語境、這個前提的一些問題，而以為改變了政治版圖便大功告成。這些候選人的理念、作為並不一定完全符合人民的理念，或許有些比較貼近，但當這些人做得不對時，投票人有多少能量「能夠」怎麼做？（而我這句的背後又隱藏著人民應該要把權力握在手中的前提與意圖。）
我們或多或少，都用自己想像的、希望的社會在看社會。我們心中存在著一把尺，去衡量不同立場與狀況，不過這把尺常常被我們自己忽略。而這樣的狀況就是讓我們以為我們已經改變、已經進步，然而實際上我們可能正在複製一些過去既有的不足。
（三）複製
當省略了話語、行為背後的情境以及影響這些情境生成的權力架構，很容易在不同面向做出擁有一樣核心價值的事情。我的用意並不是要大家陰謀論，而是去自我省思自己支持的一段看來很有道理的言論，背後是否與外在是一致的。
在近兩次的選舉中，比起過往更加強調「青年選票」以及「新型態的政治」這兩件事情，但是這一切真的改變了嗎？或是只是再一次的複製？
當然，我真正想說的是，看似兩極，其實有時候有相同的核心、相同的偏執。
我個人認為在臺灣（當然也不是只有在臺灣如此，只是我還沒看遍世界，深入觀察的自然只有臺灣）的選舉事務中，有著家父式規訓的思想、造神與派系的習慣。我這裡所謂的家父規訓的思想主要先由政黨與候選人的部份說明。選舉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理論上是人民作主的民主政治的一種授權手段，因為人民無法事必躬親，因此委由一群人幫我們做事情，一群代表幫我們立法跟監督。這些人的正當性有二，一是法律，二是民意。現在投票困難，人民要「含淚投票」甚至說著「配票」的原因是什麼？許多跡象綜合來看，無非是無法真正完全支持這些人、政黨的理念或手段，因此在相較之下、在長久/整體考量之下做出相對好的選擇。但在政黨、候選人的拉票過程中卻能看出一種軌跡：政黨與候選人用我們的選票當做背書來達成他們的理念與理想。這句話感覺與我前述的並不衝突，實際上也不一定是矛盾，我要點出的是在這被選舉人與選舉人兩種角色互動間的主動性關係。選舉人感覺掌握了主動權，實際上在我們的制度設計以及在不少被選舉人的論述當中，都存在著一種建構在選舉人被動性的關係－－原先投票只是其中一種手段，然而現在卻儼然成為一種目的，或者說投票原先是選舉人掌握權力與授權的一個手段，現在卻被塑造成一種唯一的手段。傳統的「造神」問題便是其一。如果投票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那不就表示如果這些菁英背叛了人民的信任，就沒有其餘方式解決？
這個問題的產生很大一部分與我們的制度有關，而這樣的制度也讓立法院容易成為最大的、合法的黑箱。（在這方面我個人比較喜歡德國的制度）
當馬丁路德質疑教會的權威的時候，他質疑的不是權威，實際上他尊崇的是更高的權威，如果說我們看事件不能想到背後可能的框架，便很難釐清我們真正要的是什麼、追求的是什麼。
我不認為事件一定存在著絕對的是非對錯，因為每件事情都是多個行動者的互動而來，不同觀點自然擁有不同的立場，許多事情不過是一種選擇。但是往往人們會不好意思或不敢直指選擇的核心價值，因此會有反動修辭的運用與出現。「我尊重你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尊重同性戀者，但是…」「我也有很多朋友…不過…」看起來中立、客觀的話與背後包裹的是一種帶有立場的語境。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正視這個問題，並且自我反省，到底自己的這個核心立場與價值是什麼？又是什麼讓自己不敢說出來這樣的看法？
二、缺乏公共辯論與討論
（一）資訊爆炸但不一定正確
在上一大段提到了整個社會權力架構的問題（如果可以，請搭配著倦怠社會的知識份子看），其實都有著各項議題探討的空間。我們也提到了投票有時候已經從權力授權變成了一種讓渡的行為，也因此有許多人提倡公民更多的參與在社會議題、政事當中，也就是善用群眾智慧，讓民間成為一個智庫，成為一個監督，進一步增加人民的主動性。
誠然，缺乏公共辯論與討論在民主社會是重要的，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引用了Lasch的《菁英的反叛》來做為說明。
但，為什麼會缺乏公共辯論與討論？
首先我想先從資訊本身開始說起。正常一個「議題」的產生，必須先有資訊，這個資訊或許是一手資料也或許是二手資料，總之，必須先存在著事件、存在著觀察，接下來有了關注、開始了更多的討論。
而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不知道各位自己或是身邊有沒有這樣的朋友，當天沒有翻完社群網站、沒有翻完新聞網站，便會有種焦慮。
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傳輸得更加快速而便利，地域性的限制也被逐漸降低。我們能得知才華洋溢的歌手、演員離我們遠去，也能得知何處發生了衝突事件以及死傷情形。
但因為資訊太多太快，假的消息也傳播得快。
於是所有的閱聽人多了一個重大的難題：我們如何得知接受到的資訊是正確與否？
資訊不對等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資訊不對等時，並沒有辦法好好地去做出真正符合心中所希望的選擇。
（二）議題的高門檻：專業與業餘的爭論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許多議題必不一定是「不關心」而是不知道、沒有注意到，或是不明白相關性在哪裡。
當許多人一味指責民眾「無腦」「盲目從眾」或是直接給予批判的同時，或許並未把整體脈絡介紹得更加清晰，也因此讓所有的議題，都有了一個很高的門檻。
加上前面所言的，民眾得知的資訊不一定是正確的，更會加深認知比較多、甚至是專業的專家學者與官員認定：這一切的誤解，來自於民眾的愚昧。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公民，需要是專業的嗎？
民眾不可能對於所有的事情都瞭若職掌，因此才需要有對於各個專業比較熟悉的事務官來進行業務。但是難道就因為這樣，所以民眾對於政事不能聞問跟表達意見嗎？
在我們的制度上透過有民意基礎的總統選出、有民意基礎的民意代表（立委）同意的政務官來中和，針對民意代表的部份在法律上也有罷免的權力，但在實務上，民意代表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代替人民發現專業的問題也是一個問題。
那，就回到這個問題上了。到底這些事情需不需要專業？
我想每一個政事的決策都存在著風險，而政事就是進行資源分配與風險管控，專業的執行者能夠告訴我們為什麼這麼做，但在真正崇尚自由與平等的社會結構中，我們不該過度地崇尚「權威」－－權威並不是旨在促成討論，而是利用知識作為權力去阻嚇。尊重專業是必須的，尊重他們在執行上所受的訓練，但在核心價值的部份並不是不可討論與還諸民眾的。此時資訊的對等與正確性就異常重要。有時候網路上充斥的資訊是部分事實、是不完整甚至有誤的，傳播的速率又極快。
然而公共辯論與討論其實存在著一個門檻，也就是經濟民主。當三餐不繼、病痛纏身，過活已經是最大的困難與目標，參與公共論壇和討論並無助於此，也很少有時間自己去了解相關的課題。但是當無法參加這樣的討論、無法這樣思考，這套制度、這套遊戲機制只會把民眾從中排除得更遠。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對於新聞媒體寄予厚望，能不能讓民眾在無形中吸收更多有效的資訊、促成公民對話，是這個社會能不能更效率地做決策的重大因子。
（三）互動關係
通常看一件政治事件會想到的行動者包含了政府、立委、民眾…等，但是其實這樣的互動關係仍不全面。一件事情的行動者包含了不同角色的人與非人的環境因素，如此去分析，便能聽出這些轉譯過的話語內在想要表示的是什麼。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句型：不要把___跟政治扯上邊。
在此，我們就算把政治狹義化，那麼到底這些事物跟政治有沒有關係呢？
探討技術物有沒有政治性，最簡單的就是看它是否被當做工具來達成政治目的（如：巴黎市防範革命的放射狀街道設計、紐約市阻擋公車能通過的低橋），另外一個部分，也是經常被忽略的，就是技術物內部的政治性。
有些技術物因為它的技術本質上需要大環境的配合，甚至是依賴一個集權甚或是獨裁的內部架構，就像是企業內部常為效率而犧牲一些個人自主性。當我們在辯論一個影響社會整體的大而複雜的技術產物應如何安排時，談到公義、平等等議題而提出替代方案，有時候會有這樣的結果：「太理想化、沒有效率。」
眾人普遍接受的現實考量經常壓過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考量，這其實能夠顯現技術物本身的政治性。而這並不是只在企業或是特定產業裡，就像巴斯得告訴我們實驗室不會永遠只在實驗室，透過轉譯與行動者網絡的互動，技術物的政治性是能夠擴散到外部的社會，影響大部分人的價值觀。就像總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學習企業的效率，而更進一步地認為政府需要靠集權管理而不是平均分配、公民參與，這便是其中一個例子。這樣的想法與民主的核心價值是不同的。
我們能從互動的關係去思考，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究竟是怎麼樣的結構，我們在中間的角色是什麼，怎麼樣互動能夠改變這樣的結構。
在臺灣社會上，普遍對於可變資本的態度一向薄弱，資本有機構成恐怕也是逐漸提高。馬克思認為，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條件下，全部資本中可變資本所占的部分逐步遞減，如此一來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也相對減少，結果必然形成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相對人口過剩，從而加深了無產階級貧困化。
在校園、NPO，我們能發現許多活動高度仰賴志工，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背後也反映我們在人力成本上的低估。人力是昂貴的，但是在我們普遍的價值中並不明白他的昂貴。關鍵不在於錢的多寡，而在於背後的價值觀。
學生勞動權益這塊其實也是如此，關鍵不在於學生一定要領到錢、一定要如何如何，而是說在一個如此龐大的勞動市場中，對於勞動力權益以及認知到那是勞務的缺乏。
在大活動如選舉活動中，看見大量依靠志工，雖然能明白資源匱乏，但也不禁在思考，有沒有可能能翻轉這樣的想法呢？
讓勞動力對自己長期的自我剝削看似對產能有所助益，實際上無助於勞動力身心健康的發展，也無法讓他們維持高品質而穩定的服務。
為什麼說自我剝削呢？就如《倦怠社會》一書所說的：
若只擁有做事情的力量，而沒有不做事情的力量，就會導致致命的過動症。人如果只具備思考事情的力量，思考力就會分散在一連串無止境的事物上。「反省沉思」也會變得不可能，因為肯定的力量，也就是積極過度，只允許「持續不斷向前思考」。
在前面我好像不斷地在抨擊現代的結構有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其實我要反映的是為什麼在現在面臨轉型的時候，這麼多人對於這樣的狀態呈現疲憊。
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類處在應有的存在狀態，不是積極行動的生活。
不過在這邊，我也想用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待人民與政府的信任危機來源。
（四）序列性動態賽局
這是我在去年十一月時看到的一篇文章所提及的想法，現在一時找不到這篇文章，於是就我所記得的部份再找些相關資料後分享與整理，如果找到了這篇文章會再附上連結。
既然提到賽局，就需要先了解一些名詞跟它們的定義：
※ 奈許均衡：沒有參賽者願意單方面改變策略的策略組合。
※ 伯瑞多最佳結果：參賽者無法同時改進的賽局結果。
※ 困局：納許均衡不是伯瑞多最佳狀態的局面。
我們從這個觀念，也能去思考一部分的人不投票的原因。
投票建立在人民信任這個制度以及部分政治人物的前提下，當人民並不信任藉由投票的行為能夠支持自己的理念以及這群人真的能代表自己，就Game Over了，他並不會去投票。好的，現在一群人去投票，表示或許我們沒那麼信任但是至少沒那麼不信任這個制度、這些人，我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值得被支持，值得得到我們的信任，於是投票支持他們擔任公職，理想情況之下，這些政治人物若能在公職期間選擇承擔人民的信任，則雙方就各自得分；如果政治人物選擇背叛人民信任，他或許個人可以得到暴利，但是人民便會損失慘重。這是一個序列性動態賽局，同時也是囚徒困局。（但不是典型的雙人雙邊囚徒）
剛剛前面已經說明了什麼是困局，這邊再來補充一下囚徒困局。在囚徒困局終，參賽者可以各自選擇合作或是背叛兩種策略，也因此雙方的策略組合會有四種：
T（Temptation）：參賽者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時，不合作者的誘惑
S（Sucker’s Payoff）：參賽者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時，合作者的傻瓜收益
R（Reward）：參賽者雙方都合作時，合作者的報酬
P（Punishment）：參賽者雙方都不合作時，不合作者的處罰
在方才的說明中，可以知道在這場賽局，「人民不信任→Game Over」就是相互背叛的策略組合，（0,0）便是兩方都得到的處罰。而在理想情況之人民信任、政治人物守諾，則是雙方都合作的策略組合，那們雙方都會得到報酬。而當人民信任、政治人物選擇背叛呢？那麼政治人物得到的就是誘惑，而人民得到的就是傻瓜收益。那麼這個賽局為何是個困局？
原因很簡單，回到前面提到的賽局的幾個名詞。
在這個賽局中，奈許平衡應該是發生在「人民不信任→Game Over」這邊，而伯瑞多最佳化結果會出現在我們希望的「人民信任→政治人物守諾」，很顯然的這兩個並不相同，於是這是個困局。
畢竟大選在即，所以來看看這個賽局如何讓我們思考如何投票。這個賽局如果要是一個單邊囚徒困局，它的條件便是：人民：R>0>S；政治人物：T>R>0
不過在實際上Sucker’s Payoff的絕對值或許會大於Reward的絕對值，也就是說在投票時我們考慮的風險，就是S的絕對值是否過高，當它為負且絕對值越大，則風險越高，如果這個風險高到一定程度，是我們無法管理的呢？
Robert Axelrod針對解決這樣的困局有個想法：把單次賽局變成重複性賽局。而把上述所提的賽局中，讓它從單次賽局變成重複性賽局，就是在人民信任與否、政治人物守諾與否之後，讓人民能夠再次行動來決定是否繼續信任，反覆下去，直到人民不信任（前面有提到，人民不信任，就是Game Over）。因為重覆性賽局跟未來有關，所以假設我們是理性的參賽者，除了現在的收益，也要把未來的收益一起計算，不過因為未來畢竟是未知XD所以通常對於未來的收益都要打折扣，而這個折扣的幅度用一個參數ω來表示（0<ω<1），如果這個參數越接近1，就表示未來越重要。（ω=0就等於單次賽局了…）
賽局不斷地重複下去，而我們也來複習一下數學。
如果一直都是「人民信任→政治人物守諾」的情況重複下去，那麼政治人物的總收益：R/(1-ω)。[我公式應該沒有導錯吧…有錯的話拜託讓我更正Q_Q脫離高中數學很久了捏]，一個理性的政治人物參賽者，會把R/(1-ω)跟辜負人民、Game Over的一次性收益－「誘惑」T相比，因為他是理性的，如果R/(1-ω)>T那當然就選擇守諾，如果發現R/(1-ω)<T呢？
那就當下獲利，say goodbye.你比我清楚還要我說明白冷冷清清淡淡今後都不管
所以以人民來說，我們該思考，什麼情況下R/(1-ω)>T。
這邊來進行一個乾坤大挪移 R/T>(1-ω)
這不是我們要的，要來看的是ω的值，再移：ω>1-(R/T)
是的，數學告訴我們，未來折扣參數如果沒有大於1-(R/T)，那麼政治人物可能不會願意「合作」，而會選擇背叛。（好吧這也建立在政治人物是理性的參賽者的情況下，但很有可能他們不是，於是不是根據這個選擇）
為什麼我們能夠允許連任？就是因為連任這個機制就是讓賽局能夠重複的機制，民代就是因為「未來的陰影」夠長，所以能夠解決政治不信任的困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執政的總統輪替了幾輪，立法院卻一直都是那個樣子。
然而在總統的部份呢？連任僅能一次，也因此在第二任的時候，往往未來沒有那麼重要了，畢竟沒有未來（聽起來怪怪的？），所以在總統的第二任常常會發生一些…容易使得當初信任他的人民變成傻瓜的事情，原因就是這樣。
但是這樣避免總統連選連任的制度卻是必須的，因為這是避免人治的一個重要方式，不然，就是在制度上要做更大的變更，以類似內閣制的方式，讓這樣的賽局不斷重複。
（五）無處不在闇於自見的愚昧主義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嗎？
在上篇文章中我提到了愚昧主義（Bebalisma），愚昧主義是一種態度，與所謂的「知識份子」的關係並不是非黑即白，有知識的人往往也會有這樣的態度，無意識的行動或被引導而成狂熱分子。愚昧主義即是表現出無知、執著的頑固、怠惰以及冷漠，專制地以自己的邏輯行事，毫無反思。
在前面我提到：在兩極的人，可能擁有相同的偏執與核心價值。
再經過從結構、從互動關係的角度來看，應該更能顯現這個問題的普遍與重要性。
因此去判斷事情乃至於自我省思，都應該思考著：我有沒有執著頑固、怠惰冷漠、專制行事？這種狀態並不是絕對、永遠的，因此如果抱持著一個反對專制、提倡分權的人，那麼更應該去思考在運動過程中是否堅信著自己的核心價值？
有人說政治讓人著迷與迷惘。我認為政治就是一個試金石，讓自己能夠看清自己的盲點，去思考自己的目的與手段是否一致，自己有沒有無形間在複製一些並不想成為的事情與結構。而這個關鍵就在於如何去反思，避免自己踏上這條路。
（六）互動方式與定位：社群與媒體
在Facebook等社群媒體能看見自己的首頁出現的通常都是厚重的同溫層。why？
Facebook的定位本來就是Social Media，跟大眾媒體的差距就是它的受眾是一個社群，因此在座的不是媒體經營而已，更是「社群經營」。
所以一個好的FB小編，不會只是丟一堆訊息，而是去跟粉絲互動，藉由情感連結回饋到品牌、物品連結上。
因此FB的演算法，會讓你朋友發的東西、朋友讚的東西出現在首頁。
這會造成幾個問題，首先以臺灣人高度使用FB的情況來看，許多人資訊的來源還是在Facebook上，然而他所見的資料多半架構在朋友的傾向上，因此當朋友是高度一致的立場時，就會有厚厚一層的同溫層，這樣的狀況，以個人觀感上，讓報導更加的單一化，評論也更加極化，Facebook其實並不是一個扮演橋樑作為溝通的公共媒體平臺，但卻是絕佳的社群傾向平臺。
為什麼在Facebook、Line、微博、微信傳的東西會不一樣？因為主要的使用族群是不同的。在傳播學中也是很注意TA是誰，因為不同的目標群眾他們慣常使用的媒體管道是不同的，我在傳播公司實習了解健康傳播的時候，最大的困難就在此處。從公共衛生的角度我們也知道目標族群不同要用不同的方式，但因為是青年族群，使用網路已經普遍習慣，網路媒體也是越來越多，連傳統媒體都跟著電子化，導致我個人已經忽略了大眾媒體的趨勢以及強勢。去了解媒體資源管道的分配，才明白原來傳播的TA與管道真的這麼有關連，又是呈現怎麼樣的趨勢。
三、風險掌握
（一）堤防效應與專業缺憾
政事包含了資源分配與風險的管理，這學期因為修習通識課程而讀到了John Law的〈農業災難：流動的口蹄疫〉而接觸到了「堤防效應」這樣的說法。
面對災害，我們通常想到的防範方式就是修築堤防，但是修築堤防若造成潰堤，破壞力會更強。我們通常針對堤防的看法都是築高、築厚，這邊先來插播一則日本留在臺灣的工法，我大二去鄒族來吉部落時，當地人說老人家又說這種工法叫做「大丈夫工法」（請見下圖），不是完全堵死，因此比較不需要那麼多原料，卻透過力學以及「留一部分讓水走」的方式，築成堤防。
[Photo Credit: KC Tseng, 2014. CC BY-NC (International 4.0)]
我不是隨意插播的，在治水這件事情上或許有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我們很能理解用疏導的、或是像這樣大丈夫工法式的、不完全的堵住是更好的，但是面對其他風險呢？
我們習慣蓋個堅固的堤防，在這個堤防內，我們覺得這塊氾濫平原成為了安全的空地，因此疏於防範，一旦災害來臨、堤防倒下，死傷風險便比原來更高。
這樣的概念的運用可以用在風險系統上，當這個系統越多網點、越複雜的時候，它其實也同時代表著當我們以為建立了一個更穩固的堤防，卻可能開始了另一段的疏漏。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因此杜絕一切的堤防或是悲觀地說風險無處可防，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得知面對風險我們應該用一個更謙遜的態度看待，並且要居安思危。
另外，我想結合專業缺憾的觀念，去重新思考使用專業來做風險預防的概念，並解釋何以政府推動一個可能很多專業人員支持的政策，但是民眾會反對。除了方才提到的政府信任問題之外，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在這邊提到的「專業缺憾」。
當我們長期處於一種專業時，時常會因此被這個專業的規範與觀念、架構所限制，因此若沒有經過對話，或是秉持專業的傲慢而拒絕接受對話的意見，就容易忽略不同的想法和意見。這個也可以跟Said提到的業餘性做互相的對應，一個知識份子應該避免愚昧主義，保持自己的業餘性，不被利益以及自己的專業規範所侷限，而以更原則性、更寬廣、更具有對話的方式面對。
（二）策一個巨大的展：剪裁與凝聚
在社群平臺、在平時，有時候我們可以視為在策一個巨大的展，或者直接用英文的curate會更能完整表達這樣的意涵。
我們從一個核心價值（why）出發，並且傳播這樣的核心價值，然後再根據核心價值想how跟what去擬定細節的部份。
我們現在對於curation的想法常常停留在一個實際的活動，或許是一個TEDx event，或許是一個藝術展，然而真正的curation就是從我們的社群經營開始，因為社群經營不是一個大眾媒體，不完全負責了不同意見的完整性與橋樑，而是一種經過剪裁、經過凝聚的平臺。
問題是，歧見能被剪裁嗎？
Cass Sunstein的《剪裁歧見》就是在探討這樣的事情：如何訂做民主社會的共識。
當我們在討論一個政策時應該怎麼取捨與評估？
有很多的人在現在實務當中，使用的是成本效益分析－－在行動前對於不同選項對人民造成不同的後果有所了解，選擇對人民最有利的方式，並且對於這個過程有所規範。
Sunstein在書中提到一些很有趣也值得討論與思考的觀察與觀念。首先，他支持公民共和主義，這個主義後面有一個重要的支柱：實用主義下的政治含意。當代政治理論有許多受到多元主義的影響，認為共識是不可能的，public good更是天方夜譚，也因此政治到最後就是利益團體追逐各自私利，民主的意義只剩下選舉，這樣子被利益團體政治支配的民主社會，遇到重大衝突只能喊大小聲，沒有妥協跟溝通的空間，這樣的政治無異讓人民更走向極端化，而無法展現共和的價值。Sunstein個人相信政治衝突可以透過溝通跟審議來解決，而這個急迫點並不是完全無法相容的各大理論，而是先從具體的問題開始，取得各方的同意，這個就是所謂的「不完全理論化合意」（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
所以Sunstein提出的分析多半從「最小方案」開始，再逐漸展出更具野心的改革措施，至於可以走多遠，就看全體公民的合意程度到哪。因此他提出「新進步主義」：今日的進步建立在昨日的共識上，未來的改革來自今日的審思溝通。他因此藉由這樣的觀念而嘗試運用自由市場機制改善政府管制手段，不用「管控」、「全面禁止」來恐嚇人民，目的是為了讓人民自己參與公共生活的形成，而不仰賴政府管理。這個背後就跟剛剛提到的curation、社群經營一樣有個社群的觀念－－透過自己參與公共生活的形成，把政治社群當成自己的，而形成民主共同體的認同。
我在前面有提到我認為臺灣的政治現狀或者說社會結構，在公民主動性的部份稍顯薄弱，結合至此，能夠理解為什麼許多人對於政治冷感。出生在哪裡、出生是什麼種族的人，這個有一大半是建構在命運上，我們無法選擇，但國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卻利用這種先天的、人們無法控管的事情去煽動，去營造出一個社群出現。人為什麼愛國？並不是因為出生的命運，而是因為後天的情感連結，但出生的命運不過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前傾因素。當你告訴大家「你是臺灣人，你必須為臺灣負責，你必須投票」那麼這就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說法，除非當事人深切感受到這是一個自己的政治社群，我們是一個民主共同體。這樣的說法絕對比某後援會的說服「我們是一起的，我們一起投某某某吧」還要薄弱。我們可能對於投系學會會長比對投學生會會長甚至里長更有興趣，因為最前面的社群與自己更親近、更有共同體的認同。
當然在這樣的參與過程中，會發現民主會不斷地折衝，這本書提到了”trimming”，並不是只有妥協的含意，還有「保存雙方優點」的意義存在。單純的妥協會令人失望（感覺像是黑箱仲裁）。Sunstein的想法是：
聆聽彼此的聲音，在達成共識的前提下保留彼此主張的核心，讓彼此都能夠接受這樣的主張，民主社會才能往前更進一步。
因為同在一艘船上，這艘船不可以一下往這邊，一下往那邊，（一部分也說明了為什麼要「行政中立」，以及政府分成政務官/事務官的原因）而應該是面對這艘船的缺陷，在航行過程中，繼續改造，讓它朝向共同嚮往的方向。
四、梗塞現象中的內省
（一）手段與目的
這個標題，必須先從卡繆說起。他在《反抗者》一書中這麼說：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但這樣的話常常被誤用在造反有理。但是這本書當中其實不是在講我們要反抗而已。反抗只是一個開始，被逼迫到一條界線時，我們要勇敢地站出來說「不」，但不只是這樣。
這本書在探討的是「接下來」的事情。反抗不義，是不是可以用盡一切手段？ 為了遠大目標是不是就應該犧牲一切，包括殺人？如果反抗之後建立起來的社會又再度形成另一種壓迫專橫，怎麼解決？（還記得在前面我對於選舉的權力結構提到了在「應該」的語境背後，也省略了人民進一步擁有權力的情況，也就是說當投票變成唯一「目的」而不是「手段」，那麼人民如何反抗這些政治人物的反叛？）
卡繆的《反抗者》出版後，之後一連串的事件，使沙特與卡繆幾近決裂，但兩人友誼破裂不完全是因為哲學素養跟作品品味的問題，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兩人長期在政治理念的差異，尤其表現在對於蘇聯集中營的想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而卡繆則崇尚的是用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反抗者》可說是對於20世紀法西斯政權和共產主義專政的思索。
在全世界都群起攻擊法西斯主義時，卡繆對蘇聯的共產主義也進行了更進一步地探討，蘇聯的共產主義有著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在自由的偉大理念下，卻成為實際的壓迫者，革命勝利卻藉由「警察、審判、流放驅逐」等手段，迫害異己、摧毀著人性尊嚴，追求自由的革命卻上演著壓迫的荒謬，歷史總是存在著相似之處，如果你無法區分卡繆說的狀況到底是蘇聯還是法國大革命，那麼應該是非常正常的。
卡繆的《反抗者》的精神在他創作的劇作（改編自1905年的真實案件）《正直的人》（Les Justes ）[2]可以顯現。劇中的主人翁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私利誘惑，就是這樣的拒絕，反抗著荒謬，反抗著讓正直妥協的虛無力量－－這才是卡繆真正想說的「反抗」。
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透過手段來檢驗。不能說反抗本身就是高貴的，重要的是反抗所要求的事情，一個反抗者會檢視手段的正當性，不會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二）先對自己說實話
綜合上述的這些，我們現在正在一個轉型的階段，面臨倦怠、面對公義問題…面對太多太多，但在逐漸極端與激昂的社會裡，我們應該先沉思，自我反省，先對自己說實話，檢視自己的手段與目的，檢視自己的盲點與核心價值，面對自己做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要學習對權勢說實話，帶來不同的觀點，讓這條船駛向共同嚮往的方向，而不是在拉扯中停滯不前。
或許我們依然無法改變世界，但至少我們能盡力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附註
註1：神聖之人，即拉丁文Homo sacer的翻譯。是違反神的禁令而被驅逐出社會的人。因為被逐出人類社會，因此不受法律保護，任何人都可以殺死他而不構成犯罪；另一方面又被視為「神聖的」，專屬於某個神祇。原文連結會連到這個名詞在維基上的條目頁面
註2：正直的人，故事內容大概是：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沙皇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男主角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並沒殺掉大公。第二次，Kaliayev成功殺掉了大公，卻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招出同夥，他就自由了。但他並沒說出來，於是他就被公開絞刑。Kaliayev的女友Dora認為她的男友有勇氣，她決定下個攻擊由她去丟炸彈。
參考資料
（不標準的格式…請勿模仿orz）
- 維基百科：卡繆、沙特 條目
- 《反抗者》
- 《倦怠社會》
- 《剪裁歧見》
- 《知識份子論》
- 《破解團體迷思》
- 《合作的競化》
- Fackler, Tim, and Tse-min Lin. 1995.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29-1992.”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 Lin, Tse-min. 1999.“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Voting: 1872-1996.” Social Scienc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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