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先前的貼文中我曾經提到，我認為臺灣現在正在面臨各種「轉型」後的方向選擇。
這個「轉型」包含得太多元，我當時也便樂於使用這樣具概括性的詞語帶過。
前幾天突然想到《倦怠社會》這本書，加上最近為了研究「伊斯蘭世界」
又大量地複習了許多Said的作品（當然也包含了《知識份子論》）
我腦中突然想到了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其實正是處於倦怠社會的知識份子。
這個標題其實有兩種斷句方式，一種是將倦怠當動詞：倦怠 社會 的 知識分子
另一個斷句方式是：倦怠社會 的 知識份子
我的原意是第二種斷句方式，然而從某些角度來看，也有些人正往著第一種前進。
當然首先必須先探討的是：是否有劃分「知識份子」的必要？「知識份子」的定義是什麼？誰自詡為「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在社會上的角色是什麼？
在儒家經學文化的思想脈絡影響之下，一般認為讀書人肩負社會責任，也就是說所謂的知識份子是有讀過經典的一群人。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也劃分出了一群「菁英」－國衛（Guardians）出來，統治者必須要是「哲學家皇帝」。
無論東方或西方，古代的知識份子均與政事有高程度的連結，而知識份子也處於一定的規訓之中，也因而獲得了一定的權力與利益。
在《Nature》上有一篇論文，指出：
在經濟學實驗中，我們內心的第一反應更傾向於合作，但如果給我們更多時間去思考的話，自身利益的邏輯便會葬送合作行為，我們便會變得不那麼慷慨。（Rand, 2012）[1]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在過去的這些政治模型中，為何會有一群特殊份子來當主掌的關係，儘管仔細思考，會發現這樣的方式是會破壞個人利益的，但是在直覺上人類傾向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尋求公眾的利益。
在《非典型力量》中提到演化心理學家發現人類社會總有 1-2% 人格病態者，將此理解為原始社會擁有「戰士基因」（MAOA基因）的人，他們像族群中的「戰鷹」有利於狩獵，也能從殘忍的戰爭中生存下來。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臨床心理學榮譽教授Kent Bailey，支持人格病態是生存策略，他認為人類祖先在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的暴力競爭，就是人格病態最初的演化先驅。因此他提出：「在原始社會裡，人們在追捕獵殺大型動物時，勢必需要具備某種程度的掠食暴力。所以，人類祖先有必要挑選一群驍勇善戰的『戰鷹』，專門負責此事，同時也可抵抗附近其他部落入侵。」從此情形，有一小群「特別」的人為了公眾利益出頭，其實是深埋在社會各種架構當中。
然而，或許正是這群「好像比較了解什麼是民主」的「知識份子」與「菁英」背叛了民主社會。當然，或許我們能從現在的民主體制部分，以技術物的內部政治性探討，是否這種體制的設計很容易使之趨向一種仍將權力集中在某群人手上，而這個權力未必如過去君權政治下以血緣為主，而是變成以知識、資金、資訊等劃分新的階級。
而上述這樣的想法，也可以再進一步的被質詢與檢視，從實務層面去思考實際執行的情況。
回過頭來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政治」這件事情，究竟「應該」是專業的或是業餘的？在這邊，讓我們把「政治」當做是狹義的政治，主要指政事。
一、知識份子的定義
在探討政事的時候會面臨到一個非常尷尬的情形。許多中央政策因為涉及頗廣，都會邀請各界專家。
無論是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各行各業以及政事執行，都強調「專業」這個部分，也確實，要蓋一個水庫，我們通常會想到的是水利專家、環境專家。
然而一個水利專家、環境專家，或許不能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思考風險與可能的其他考量。又比方說當生醫專家在探討biobank在研究上的前途無量、對未來人類可能有的幫助時，社會學家可能同時也在思考可能發生的污名化等問題，然而這些專家除了「盡力避免」、堤防式的防堵外，並不能有更進一步的保證或因應。我個人不以為這是對、錯的問題，而在於選擇。但是這個可以看出「專業缺憾」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我們擁有一個專業時，常常是以自己專業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當然有其好處，但也會有其弊病。
比方說蔣渭水先生針對臺灣當時的社會情況寫成〈臨床講義〉，判斷臺灣得了知識不良症，在醫學當中確實是以case的方式在進行治療，因為臨床、急性醫療已經是健康促進中末端的部份了。而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應該探討的是「情境力量」以及各個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不同的觀點都有其不足之處，這就是為什麼「群眾力量」是重要的。
但是難道什麼都是可以仰賴群眾的智慧嗎？在執行的過程中或許可以發現，在很多細節的雕琢上需要一些數據以及知識，這是大眾沒有的，也是需要「專業」的地方。
《紐約客》雜誌的專欄作家James Surowiecki在著作《群眾的智慧：如何讓整個世界成為你的智囊團》中也提到了利用群眾智慧的一些條件：
一、意見真正的多樣性
二、獨立意見（所以它們之間沒有相關性）
三、經驗權力下放
四、意見聚集的適當機制。
花了很長篇幅討論「專業」與「業餘」這件事情的原因在於我想要帶到「知識份子」的定義與角色。
知識份子是只要接受過教育的人就算，或者是有其他的定義？現在的社會大部分的人都有接受國民教育，而國民教育的本質上並不是追求「專業」，如果把教育的目的當做教育本身，那麼基礎教育的本質在於讓受教育者能有再受教育以及基本判斷的能力。本質上就不是「專業」，而是在現在專業分工的社會中，扮演「業餘」的角色。
在Said的《知識份子論》一書中Said除了陳述自己的看法，也提及了其他學者的分類或定義。
Gramsci將知識份子分作兩種：傳統的知識份字、現在社會上流竄的有機知識份子。所謂的有機知識份子改變了人們的想法，是不斷創造的一群。
Benda認為知識份子是極少數的菁英，是構成人類良心的哲學家－國王，也就是說知識份子只限於一群有著卓越心志與高超道德的小團體，這群人能夠避免來自世俗環境的誘惑與包圍。
Gramsci的這種定義在現代的社會中其實逐漸增多，甚至形成一個新的群體，甚至可說是一個新的階級。就像西方封建制度在現代社會中可說是已經瓦解，但是我們依然存在著「階級」，只是把建構這樣階層的從血緣轉換成知識、資產。
Said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並發展出一種抗拒意識，面對詮釋時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不為國族、傳統所限制。他堅決主張知識份子的「公共性」，也就是說在他的想法中，一己的知識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知識份子屬於他的時代，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不輕易向任何集團靠攏。
我現在並未直接給予一個「知識份子的定義」，因為我企圖先點出一個問題，就是無論我們如何定義「知識份子」，或者如何詮釋知識份子的角色，在知識探索與知識實踐的一體兩面中，有一個非常重要但常被所謂的「學者」忽略，因而被有實踐經驗者指出活在「象牙塔」內的問題：權力結構。
權力結構可以是一種情境力量，也有可能是目的/手段的矛盾，若忽略這樣的架構，只針對一個「點」解決問題，實際上可能帶來其他的問題，也容易只是解決問題的表面，也就是說這樣的風險、這樣的疑問其實沒有真正被管理，但又看似已被妥善管理與理解。
二、菁英的反叛
我們現在對於民主社會的想像常常是建立在個體（各種領袖）或是泛稱的群眾上。
在Lasch的《菁英的反叛》中有些發人深省的話語值得我們重新去省思目前的想像與現狀。
民主需要觀念和意見的針鋒相對。觀念和財產一樣，需要盡可能的普及流通。然而那些自認為「出類拔萃者」，總是懷疑一般公民是否有能力理解複雜的議題並且提出批判。他們認為民主辯論很容易流於叫囂隳突的比賽，而理性的聲音在其中幾不可聞。聰明如霍拉斯‧曼也無法看出政治的和宗教的爭論本身是有教育意義的，因而試圖把某些引起紛爭的問題排除在學校以外。
這段點出了我們許多人可以再多反省並且深思的問題。在這段中提到了兩個議題，但是背後都是直指的都是公共辯論式微。前半段講的是對於一般公民針對議題提出批判的能力進而懷疑民主辯論的品質，後半段講的是對於爭論的教育意義的排除。
這兩者的交互影響，呈現並加深了公共辯論的式微。
自從笛卡兒（Descartes）試圖以不可懷疑的命題去建構哲學以來，對於「確定性」的追尋變成近代思潮的偏執主題。誠如杜威所說的，它使人們偏離了哲學的本務，亦即試圖得到「關於規範實踐行為的目的和方法……的具體判斷」。哲學家們在探索絕對者和不變者時，對於有時間性的和偶在性的事物總是不屑一顧。杜威說，在他們眼裡，「實踐行為本質上變成某種鄙事。」在西方哲學的觀點裡，知與行、理論與實踐、心與物，都一分為二。
但是學術界的麻煩不在於缺乏可靠的基礎，而在於他們（雙方陣營皆然）深信沒有了那些基礎的唯一下場就是懷疑論，甚至使得懷疑論無異於虛無主義（nihilism）。
這兩段讓我們能夠重新思維前面提及的「專業」與「業餘」。對於許多看來「業餘」的人而言，他們秉持的是前人或者個人的經驗，儘管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確實會認為這些是需要被質疑的、不能重複、不能測量的，然而對於實際經驗過的人而言，這是他們確切感受與認知到的。在學術上也有諸多不能「肯定」但也無法否定的情形。
以有害物質與健康危害的關係來說，若沒有找到確切證據支持有直接相關，就不能說該物質導致某疾病，然而同時也未必能有證據顯示「毫無關聯」。在科學的「不確定」、業餘者的經驗與認知中間的這塊模糊地帶，往往有諸多難以管控與釐清的風險在其中。
當然此處暫且忽略了科學知識與專家學者的互動，在我們所學習的「專業」知識當中，常常忽略了環境的不同。在STS學派中有非常多相關的討論，也是一種不同的思考點。
三、知識份子的角色
在Said的想法中，知識份子是流亡者（exile）、是邊緣人（marginal）、是局外人（outsider）、是業餘者（amateur）、是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也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因為Said認為知識份子永遠要站在無人代表的一邊，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說真話，因此永遠是處於對抗狀態的流亡者和邊緣人。
這裡提到的「業餘性」（amateurism）是指不為利益所動，只是為了興趣與良心去從事知識工作，且不受限於狹隘的「專業」或某些行業標準束縛。之所以說是「業餘」是相對於「權威」而言，在Said的論述中，當說明自身是某專業領域的「權威」，便不是旨在促成爭議和辯論，而是嚇唬外行的人，利用知識作為權力去阻嚇。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的作者Alatas曾經提過愚昧主義（Bebalisma），愚昧主義是一種態度，與所謂的「知識份子」的關係並不是非黑即白，有知識的人往往也會有這樣的態度，無意識的行動或被引導而成狂熱分子。愚昧主義即是表現出無知、執著的頑固、怠惰以及冷漠，專制地以自己的邏輯行事，毫無反思。這其實是所有知識份子要自我反思且努力克服的難題。
Said強調知識份子的核心價值包含了對抗，不是只是在危機時挺身而出，更是去形成尷尬、對立、危機的狀況，這樣的行為包含了向外的延展與對內的反思乃至於否定與重構，也就是說知識份子對外有建構，對內也在裝修。
這最大的難處在於如何走出舒適區去建構危機意識與對抗？如何走出頑固與怠惰，避免冷漠與專制？
四、社會的權力架構：倦怠社會
從前面提到的權力架構，能看出Said對於Foucault並不滿意的跡象。Said認為Foucault將權力結構、系統放大審視，但是卻忽略了人民對於這些強加在自己身上的力量如何去對抗，因此關於對抗的模式與過程都被省略了。
在Foucault的權力架構下，整個社會是由醫院、瘋人院、監獄、營房和工廠形塑而成的規訓社會（Disziplinargesellschaft）。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主導否定的情態動詞是「不可以—不允許」（Nicht-Dürfen），即便用好像比較委婉的「應該」（Sollen），其實也帶有強迫意味的否定性。
但現在，社會不再是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功績社會肯定的情態動詞是「能夠」（Können）。禁令、誡條或法令的領域則是被專案計畫、自發性行為和內在動機所取代。
從規訓社會到功績社會的典範轉移，在某部分而言，潛藏在「社會集體的潛意識」（gesellschaftlich Unbewussten）中，也就是致力於生產極大化的衝動。
當生產力達到某個特定點，禁令的否定思維架構便達到極限，為了提高生產率，規訓化的典範將被功績式的典範－肯定思維架構所取代。這是因為當達到了某一程度的生產力後，否定性的禁令將阻礙進一步的提昇，此時「能夠」的肯定性比「應該」的否定性來得更有效率。但這並不是一個完全「取代」的關係，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仍能保持在規訓的狀態，但又拋開規訓監控的場域。
提高了生產水準的「能夠」，其實是依然是透過「應該」的無上命令獲得了正當性，因此在某些方面來說，「應該」和「能夠」是具有連續性、沒有斷裂的。
五、倦怠社會下的知識份子
在這樣的倦怠社會下的我們，其實也面臨了一些試圖走出舒適圈時的心靈狀態。
韓炳哲的《倦怠社會》一書中提到了一些說法，能讓我們檢視在這樣出走的過程中，我們如何自我剝削而又產生了什麼迷思，或者為何而失敗。
憂鬱症是人們深受過度積極正面之苦所引發的社會疾病，而它反映的，正是自己對自己發動戰爭的人性。
過去在上心理衛生的課程時，常常看到一般人對於憂鬱症患者會認為其「玻璃心」，在安慰親友時常常也說：「你就不要那樣想…」之類的話語。憂鬱症的患者會認為：「沒有什麼是可能的。」但這樣思考而產生的倦怠與挫折其實是建構在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才可能出現，自身的能力達到極限的狀況下，仍然要求自己做出成果，努力於「不再能夠的能夠」（Nicht-Mehr-Können-Können），就會引發破壞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行為。開始時憂鬱從功績主體的「能力」「創造」出發，但當掙脫後，引發的自我譴責與自我攻擊，顯現並未真正完全擺脫免疫防衛的思維架構，這與前面提到的功績社會與規訓社會並非真正的斷裂能相呼應。
立即反應並隨著每個衝動而行動，已經是一種病態，一種墮落沉淪，一種精疲力竭的徵兆。
毫無節制地致力於效能提升，將導致心靈的壞死梗塞。
立即反應的行動，背後驅動的力量是對於「能夠」的執著與頑固，當然背後也還帶著對於自我的「應該」的規訓要求，背後其實也有著系統性的暴力。
深層的疲累鬆開了身分認同的箝制。
對比尼采提到過的主權獨立的超人，現在的這些從概念轉變成集體現實的人類類型，是只會「勞動」到最後、提供過度而無保留的積極正面性的「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身為受害者的同時也是施暴者，自我剝削著。
若只擁有做事情的力量，而沒有不做事情的力量，就會導致致命的過動症。人如果只具備思考事情的力量，思考力就會分散在一連串無止境的事物上。「反省沉思」也會變得不可能，因為肯定的力量，也就是積極過度，只允許「持續不斷向前思考」。
在現在的社會中這已經變成另一個重要而困難的課題。
知識份子在社會中企圖對抗與積極作為，似乎沒有停下的可能，只有不斷前行，擺脫了舊時代一部分的否定性規範後，卻又變相地再度走入免疫學範疇的思維框架中。
然而這樣的「肯定」與積極、創造與能力，反而將知識份子推向筋疲力竭與深層的疲累。深層的疲累帶來的是一種破壞性的自我譴責與自我攻擊。
為了讓自己更加自由，則趨向以更積極活動，但也因此陷入焦慮不安。在過去的社會中，敵我分明，因此憤怒是可以有對象性。當我們只有「正面」「積極」，就等同於喪失了拒絕的能力，只剩下對整個存在、對於不作為的焦慮恐懼而只能聽任客體的擺布。這其實就有點像是興奮劑一樣，過度的興奮帶來的不會是永遠的正向，而是帶來無止境的疲憊，這樣的疲憊讓人更感孤立和疏離，成了整體性的倦怠。
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類處在應有的存在狀態，不是積極行動的生活。
不管是Said對知識份子的想法，或是我們從權力結構等不同層面去思考，都提到了對於內在、對於自身的沉思與反思。
過度的刺激、過多的資訊表現出來便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分配方式，感知也因此變得支離破碎，也就影響了與他者的連結，導致回饋危機。回饋代表了認同，回饋結構受到干擾，功績主體就會感覺自己被迫要創造更多績效，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更缺乏了「終止形式」（Abschlussformen）。
韓炳哲在書的最後也提到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倦怠，讓自我得以信任世界，一種「信賴世界」的健康倦怠。在這種形式的倦怠中，倦怠作為「較少的自我更為豐富」（Mehr des weniger Ich）開啟了中間地帶，鬆開了對「我」的箝制。從「我」看見的不只是「他者」，因為我也是他者，他者變成了我。因為自我的逐漸衰減，自我存在便從「我」→現實世界。當認知到「我」可以看也可以被看（相對、整體的角度切換），等於破壞了倦怠開啟了「我」「他者」的二元對立，讓駐足與停留變得更為可能。
法國哲學家 Blanchot 說：「倦怠有一顆寬廣的心。」
倦怠社會的知識份子不應過度執著固執地一味想著作為，而是應該以更多方的角度去感受，並且回歸到內在的反思、重構。
[1] Rand, D.A, et al., ‘Spontaneous giving and calculated greed‘, Nature, 489(2012), 427-430.
[2] Han, B.C,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Matthes & Seitz Berlin, 2010（中文版：莊雅慈、管中琪譯, 大塊文化, 2015）
[3] Said, 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the 1993 Reith lectures”, 1993（中文版：單德興譯, 麥田,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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